陶公性檢厲，勤於事。作荊州時，敕船官悉錄鋸木屑，不限多少，鹹不解此意。後正會，值積雪始晴，聽事前除雪後猶濕，於是悉用木屑覆之，都無所妨。官用竹皆令錄厚頭，積之如山。後桓宣武伐蜀，裝船，悉以作釘。又雲：嘗發所在竹篙，有壹官長連根取之，仍當足，乃超兩階用之。

　　王大喪後，朝論或雲“國寶應作荊州”。國寶主簿夜函白事，雲：“荊州事已行。”國寶大喜，而夜開合，喚綱紀話勢，雖不及作荊州，而意色甚恬。曉遣參問，都無此事。即喚主簿數之曰：“卿何以誤人事邪？”

　　諸葛宏在西朝，少有清譽，為王夷甫所重，時論亦以擬王。後為繼母族黨所讒，誣之為狂逆。將遠徙，友人王夷甫之徒，詣檻車與別。宏問：“朝廷何以徙我？”王曰：“言卿狂逆。”宏曰：“逆則應殺，狂何所徙？”